过年回家
文/吕东亮
我的家在豫北农村，以前说回家，就是回到那里去。结了婚、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，回家就少了，现在说回家，总是要加一个字，说回老家。回老家，是因为父母依然在那里。也想过把父母接来一起住，但父母不愿意，说吃喝不习惯，人地两疏，找不到说话的人。父母说的是实情。再说，我的房子也实在不算宽敞。好在父母年纪不算太老，身体也还好，在家里随便干个活计，和老乡亲处在一起，精气神也好些。两个姐姐虽然都住在城里，但离家都不远，回去也勤。我也因此暂时安心待在信阳，忙我自己的事。我的工作不算繁忙，但也似乎永远有自己的事做，故而现在每次回老家，都要下很大的决心。
今年快要过年的时候，妻子对我说，要不就在信阳过年吧，跑来跑去赶车，人多，挤得很，大人孩子都累，别折腾了。我说，那怎么行？过年不回去，那什么时候回去？这个事就搁置了。过了几天，父亲打电话来，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家，还说村子要全部拆迁，今年可能是你们在家过的最后一个年了，不独你们，全家人、全村人都是最后一个年。父亲说得很平静，我的心却不平静起来。拆迁不是什么新鲜事儿，但我一直觉得离我很远，我们村子离中心城市远得很，交通不便，应是被遗忘的村落，不料还是遭遇拆迁了。我心里无法判断这对我、对我们家将会有什么影响，只是不平静而已，难以明确其中的心理内容，不过回家过年的决心是下定了。
说回就回。回到家里，父亲一见面还是说拆迁的事。父亲边说，我边问。父亲说，原定年前就拆的，但我们村村子大，人杂，补偿的事儿，群众意见不统一，难弄，乡里就缓着，等过了年再说，邻村已经拆完了。父亲说的时候，我就想起回来路上的情景，一大片乡村，说没就没了，见到的只是房倒屋塌后的残砖碎瓦，如同地震过后一般。我问，人迁走后住哪儿？安置房弄好了吗？没呢。政府说，先让各户自己租房子住，或者投亲靠友，每一月发几百元租房补贴。说是一年后，安置房就盖好了，楼房，跟城里小区一样。那群众愿意吗？咋说呢，愿意的还是多些，有门路的人愿意，没门路的人就不愿意，邻村还有人跑回来，在村子边上搭窝棚住。大家有意见的还是补偿款。总体上都是嫌政府赔少了，再一个就是分配上的问题。按人头分、按地分、按房子面积分，都有人吃亏有人占便宜，有的孩子因为是违反计划生育生的，没有户口，也就没有分给田地，如果不算，有人自然是不答应的。有的已经出嫁的姑娘，也来参和，也想分钱。还有，就是像你，上学出去的，在城里有正式工作的，户口迁走了，算不算，如果不算，把户口迁回来算不算呢。为这些事，好多人去送礼，给派出所的人送，给村干部送，成万成万地送。也有好多人去告状，有的告到北京去了。听说邻村有干部被抓起来了。父亲说着的时候，母亲就在旁边对我说，你们的户口能不能迁回来？你们不能，你们小孩儿的户口能不能迁回来？不行，咱们也送，要不就太吃亏了。我们辛辛苦苦供孩子上学，孩子好不容易才有点出息，现在看还不如蹲在家里，哪都别去呢？母亲越说越来气。母亲生气是有来由的，村街上别人家里的孩子没有几个读完高中的，现在却是发了横财，整天乐得合不拢嘴儿，说话也粗声粗气的，让人烦。
年三十儿，去前院二叔家里看看。不久前，二婶病故了。父亲说，二叔很伤，一直没有缓过劲儿来。我能体会二叔的心情，二叔前年已经不当村干部了，而且现在的村长和二叔不对劲儿，积怨很深。二婶虽然病得很久了，但这时去世，本该到手的一份钱就没有了。在二叔想来，他的敌对者不知有多高兴呢。事实恐怕也确实如此。现在的村长，以前也确实穷，辈分也低，管我喊叔的。没当村长前，三天两头儿跟我家借钱，在二叔屁股后跑得很欢，跑了一阵子，才被二叔推荐为村民小组长，后来和别人一起告发我叔，我叔下台了，他顶了位置。顶了位置后就不一样了，尤其是今年，去他家送礼的人多了起来，而且礼都不薄。村长去街上门市部充电话费，一充就是二百元的，看见的村民就骂，烧包货，以前啥时候见过钱呀。其实去年掌权的还是村支书，但是村支书去年过年时喝酒喝死了。乡里要重选，村长跑去说，最好暂时别选，目前村里稳定，选来选去怕是选乱了。可能也是村长往乡里多跑了几次，新的村支书也就没有选。但一些人早就开始活动了，并放出风来，乡里杨书记已经承诺了，新支书是自己。村长明白，他在竞选支书时没有优势，吕姓在村里是第二大姓，支书多半是姓安的来当，而且姓吕的人也未必支持他。于是，他只有一次次往乡里跑，希望支书选举推迟些、再推迟些。可是，想当支书的人已经等不及了。村里风传过罢年就选支书，连日期都选定了。这样以来，过年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政治时期，各种力量都开始活动起来。我在二叔家里坐了一会儿，就有两个村人来找二叔说事儿，根据我的经验，这两人也是对村长不满的人，算是我叔的同盟。二叔虽然下台了，但还是党员，选支书时有一票，再加上当了多年的干部，还是有一定分量的，也自然成为拉拢的对象。二叔和他们见面后就去里屋了，我一看这情况，就在院子里和堂哥简短聊了一会儿，回家了。
回到家，看到堂屋里放着两大箱水果，一箱红富士苹果，一箱砂糖橘。我问父亲，怎么买这么多水果。父亲说，不是买的，是小超送的。我刚显出疑惑的神色，父亲就接着说，他也想竞选支书。咱村儿竞选支书的人好几个呢，有的送二百块钱，有的请吃饭。不收、不去吃还真不好，这样就表明态度了，也把人得罪了。其实咱没有态度，谁干都一样，都不是好东西。再说了，投票是做做样子，乡里还要研究，关键还是乡里李书记想让谁干，我投谁不投谁还真是不犯难。父亲原来在镇上文化站做些事情，也算是正式工作，现在每月还有一份退休金。父亲五十多岁临退休时，入了党。原来的村支书是父亲小学同学，多年来关系维持得还算不错。对于父亲入党，母亲多次嘲讽，说你和村支书关系好，多年来也没沾什么便宜，党员吃香时没让你入，现在却让你入了。你说现在有什么可图的？我面对两大箱水果，顿生感慨，父亲刚入党时确实没什么可图，没想到现在还真图了点东西。
大年初一，到同村的四姨家做客。我姥爷去世之后，四姨就住了姥爷的房子。四姨的孩子大专毕业后被人骗到吉林去做传销，孩子又骗四姨、四姨夫去了吉林，一家人陷在传销窝点里，花光所有积蓄后才被放了回来。经此一骗，四姨家元气大伤。好在四姨夫能干，慢慢地也渐好起来了，前年腊月间盖起了新房，四姨的孩子就在去年上半年结了婚。按我们这里风俗，大年初一我们得去给表弟“送饭”。大姨、二姨没有来，他们所在的村子年前已拆完了，大姨租的房子离我们村太远，来去不便。二姨和二姨夫正遭遇伤心事。四姨夫说，二姨和二姨夫，还有二姨正上大学的女儿的拆迁补偿款，被二姨的两个儿子偷偷领走分了。二姨和二姨夫准备将他们告上法院，现在二姨是见人就哭。我一下子沉默了，想表示愤怒，但也知道愤怒是无用的。二姨家的两个老表，我印象中是非常淳朴的。后来结婚了，两个儿媳妇和二姨合不来，就分开过，倒也没什么大矛盾。没想到，他们竟然变成这样。二姨同村的人，有看不下去的，就让四姨夫去批评他们，讨要补偿款。四姨夫没有去。四姨夫对我们解释说，我的账他们早就不买了，别说我，就是他们姥爷在世，去问他们要，也要不回来的，只能打官司了。四姨夫说着叹息着，我们也跟着叹息。四姨在叹息中说，你看我们，刚刚盖好的房子，就要拆了，虽说补钱，但还是心疼啊。茅草庵儿住了十几年，金銮殿没住两年就要拆了。我依旧是叹息、沉默。
大年初二。大姐一家、二姐一家都来了。大姐夫把大姐、孩子送来就要赶回去，说不在这里吃饭了，要赶紧回去说事儿去。父母赶忙问，说什么事儿这么着急。大姐夫说，年前腊月二十八他堂哥给人盖房，房塌了，被砸死了，户主跑了，赔钱的事落实不了，现在尸体还在家停着，他得帮忙找人、找政府处理这个事儿。大姐夫走后，大姐说得更详细些。原来，临近乡镇的一些村也要拆迁，有的村里是按房子面积赔钱的。这些村里的人家便都急着盖房，出的工钱高，干活的人就多。大姐夫的堂哥便领着三个人去一个村子盖房。为了省钱，赚取更多的差价，村里人新盖的房子都是再简单不过，墙的厚度连正规房屋的一半都不到，砌砖和泥时连水泥都不用，全是沙土；三层高的房，一根钢筋都不用，也没有大梁隔层，只有最上面的石棉瓦屋顶。这样的房子，自然是不能住人的，房主也没打算住人，想的只是赔款，赔款。但没想到，大姐夫的堂哥他们盖着盖着，房子突然就塌了，四个人死了三个，另一个是重伤。我们听了唏嘘不已。我想，正是过年，死者的家人该有多悲伤！怨谁呢？怨那个贪心的房主？可是那些村子的人谁不是这样啊。在那村的人看来，这个房主可是够倒霉的，不仅没赚到钱，还得赔多少钱啊。
初三没有出去走亲戚，也没有亲戚到我们家走动。我就找自己小时的伙伴去聊天了。同伴家和我家住的不远，都在一条胡同里。刚坐下，就听见警车响着警报到我们胡同里来了。我和伙伴赶忙跑出去看个究竟。看了一会儿就明白了。大军和二民家的孩子打架了，大军家的孩子大些，把二民家的孩子打得鼻子出了血，二民就报警了。其实孩子打架，是寻常事儿，二民的孩子虽然鼻子流血了，但也说不上严重。大家都劝二民消消气，来的民警也觉得此事没有必要报警，大军则很是愣了一会儿，打了自己孩子一巴掌，拉孩子进了家门。民警说了两句，事情就平息下来了，民警走了，大家也散了。我却很惊诧二民的举动。二民兄弟两个，很早就没了父母，在亲戚邻居的帮衬下长大。二民长得很壮，很精神，在邻里间为人还算不错，有用他的地方，他总是卖力地做好，不问得失，很有一番义不容辞的样子。可是他好吃懒做、喜欢玩潇洒，总嫌钱来的慢，不愿意好好种庄稼，总想找一个来钱又多又快又不费劲儿的事情做。这样的想法不能算坏，可在农村却不大容易找到。能找到的肯定不是正事儿。二民就是这样，先是和一些人出去买树，说是买，实际是偷。先偷漫天地的，无人知晓，后来就在晚上偷外村村里的树，见人看到，就把人捆起来，把树放到车上运走时再解开。这就类似于抢劫了。二民向我父亲等人说起这些事时，满脸都是炫耀之色，觉得自己胆大妄为，一身本事。二民也有伤心的事，他原来从外面领回来一个老婆，模样还不错，但生了一个孩子是严重的残疾，长到三岁时夭折了；又生了一个，还是没长成。二民为此很郁闷，有时就打老婆，终于把老婆打走了。现在的这个老婆，据说是外地来的妓女，那个被打的孩子就是这个女人带过来的。我父亲原本有些欣赏二民的义气，也有些同情他的家境，他向我父亲借钱时，每回都不让他落空。他也常借常还，但去年借了我家三千块钱，长时不还，父亲去要时，他竟然以“要钱没有、要命一条”回应，活脱脱一个流氓了。其实，邻居们早就视二民为异类了，对他敬而远之，说他养不成孩子全是做坏事的报应，还说父亲不该借钱给他，现在恐怕是要不回来了。流氓在村里应该是强者，惹不起，可是这次二民却以弱者的身份报警，真是匪夷所思。在我的想象中，二民应该和大军有一番打斗不可。于此可见，乡人的法制意识真是增强了不少，我又忍不住感慨了一番。同伴也说到拆迁的事儿，他说你看吧，这次拆迁，咱们村肯定会大闹一场，说不定还出人命呢。现在就开始斗了。不仅仅是各户之间斗，而且每户家庭内部还要斗，兄弟姐妹之间会斗，爹娘儿孙之间也会斗。我就顺势给他说了我二姨家的事情。刚说完，伙伴的老婆回来，说小会他爹上吊死了。我们惊得一下子站起来，说真的吗？咋会死呢？伙伴他老婆说，是和小会他老婆闹矛盾闹的。小会老婆不孝，老是骂小辉他爹没用，小会也没有办法，由着老婆。大过年的，又发生了争吵。小会他爹气不过，就上吊了。之前他爹就说要死在拆迁之前，不让小会两口拿到他的那一份补偿款。这次真是说到做到了。
我们原打算初四就返回信阳的。但父母希望多留一天，说初五再走吧，村里人出去打工都是“破五儿”再走的，这是老规矩了。我就在家多待了一天。初四晚上，几个伙伴到我家里找我聊天，说现在农村过年真是没有意思，还没有小时候好玩儿，过去荡荡秋千、打打陀螺、放放焰火，还是蛮有意思的，一副怀旧的样子。他们问我，城里过年好玩吗？信阳好玩吗？我说，城里也不好玩儿，城里也没意思，你们也不是没去过城里，乏味得很。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我在心里问自己，以往觉得城市生活烦的时候，老是依靠乡愁，觉得老家那里好。现在村子就要消失了，我到哪里去寻找乡愁呢？就是村子不被拆迁，我回到这里，能得到些许抚慰吗？